五四之南山-从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看青年之担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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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5-04
李泽厚先生说，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。
1915年9月，36岁的安徽青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（2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），主张“科学与人权并重”，提出“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”、“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”、“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”、“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”、“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”、“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”六项主张。
随后，34岁的绍兴青年鲁迅，26岁的河北青年李大钊、28岁的浙江青年钱玄同等相继以披荆斩棘之姿，雷霆万钧之势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启蒙论说。从此拉开中国人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序幕。
启蒙，承接着历史上一轮中痛击封建纲常的谭嗣同，锐比中西的严复以及大倡“新民”的梁启超，在这一代的青年身上迸发出爱国救亡的火种。
这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个篇章，青年人从青年人开始，猛烈地反击封建思想，为求国立而学习西方先进思想。
但，正如马克思所说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，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。
只有思想启蒙这种批判的武器是远远不够的。1919年中国外交的失败便是佐证，“公理战胜不了强权”，至少在羸弱的中国和坚船利炮的列强之间确实如此。
弱，不是挨打的理由，却是被打的缘由。
列强欺压，袁世凯政府卖国，中国青年闻讯于民族大义已忍无可忍。
于是，22岁的北大青年罗家伦喊出了“外争主权，内除国贼”的救亡宣言，这个宣言的上篇是28岁的留日青年陈天华《猛回头》的呐喊，下篇是22岁的清华青年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中 “华北之大，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的痛心疾首。
于是，青年学生火烧赵家楼、痛打章宗祥。
于是，青年学生纷纷“闹事”，纷纷因为保卫国家而进了国家的监狱。
承接着上一阶段的新文化启蒙，转向青年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，开始了五四运动的第二篇章。救亡，紧随启蒙之后。
青年人，扛过启蒙的大旗，又在百年前的今天，扛起救亡的大旗。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诠释了他们那代青年人的责任与使命。
百年后，虽国家强大，盛世如斯，但新冠肺炎肆虐，青年人再一次担起重任，效仿百年前的他们，以身翼国，学以致用，逆行以往，托载年轮春冬换，手满樱花护清明。
百年后，南山青年也以南山姿态融入卫国行列。千里之遥不可及，南山爱心汇款终至。闻冬寒无春暖将抵，携手送祝福暖心。有逆行感动时代，听南山诵诗转吟。
今日之五四，非百年之五四，百年之五四，青年人扣启蒙而问救亡。今日之五四，青年人驱疫情而引春景。
今日之五四，乃百年之五四，百年之五四，青年人执笔相书，径革命而呼安国。今日之五四，青年人敬讴白衣，取逆道而护家国。其行迥，其意相同，家国、责任、担当与青春。
今日南山之青年，以青春之笔，书抗疫之诗，筑青春堡垒，引为学方向，做青春模范，皆学在南山。纵有千古，横有八荒，南山青年，前程无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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