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四之南山-从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看青年之担当

管理员
2020-05-04


   李泽厚先生说,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。
   1915年9月,36岁的安徽青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(2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),主张“科学与人权并重”,提出“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”、“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”、“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”、“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”、“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”、“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”六项主张。
   随后,34岁的绍兴青年鲁迅,26岁的河北青年李大钊、28岁的浙江青年钱玄同等相继以披荆斩棘之姿,雷霆万钧之势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启蒙论说。从此拉开中国人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序幕。
   启蒙,承接着历史上一轮中痛击封建纲常的谭嗣同,锐比中西的严复以及大倡“新民”的梁启超,在这一代的青年身上迸发出爱国救亡的火种。
这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个篇章,青年人从青年人开始,猛烈地反击封建思想,为求国立而学习西方先进思想。
   但,正如马克思所说,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,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。
   只有思想启蒙这种批判的武器是远远不够的。1919年中国外交的失败便是佐证,“公理战胜不了强权”,至少在羸弱的中国和坚船利炮的列强之间确实如此。
   弱,不是挨打的理由,却是被打的缘由。
   列强欺压,袁世凯政府卖国,中国青年闻讯于民族大义已忍无可忍。
   于是,22岁的北大青年罗家伦喊出了“外争主权,内除国贼”的救亡宣言,这个宣言的上篇是28岁的留日青年陈天华《猛回头》的呐喊,下篇是22岁的清华青年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中 “华北之大,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的痛心疾首。
   于是,青年学生火烧赵家楼、痛打章宗祥。
   于是,青年学生纷纷“闹事”,纷纷因为保卫国家而进了国家的监狱。
   承接着上一阶段的新文化启蒙,转向青年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,开始了五四运动的第二篇章。救亡,紧随启蒙之后。
   青年人,扛过启蒙的大旗,又在百年前的今天,扛起救亡的大旗。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诠释了他们那代青年人的责任与使命。
   百年后,虽国家强大,盛世如斯,但新冠肺炎肆虐,青年人再一次担起重任,效仿百年前的他们,以身翼国,学以致用,逆行以往,托载年轮春冬换,手满樱花护清明。
   百年后,南山青年也以南山姿态融入卫国行列。千里之遥不可及,南山爱心汇款终至。闻冬寒无春暖将抵,携手送祝福暖心。有逆行感动时代,听南山诵诗转吟。




   今日之五四,非百年之五四,百年之五四,青年人扣启蒙而问救亡。今日之五四,青年人驱疫情而引春景。
   今日之五四,乃百年之五四,百年之五四,青年人执笔相书,径革命而呼安国。今日之五四,青年人敬讴白衣,取逆道而护家国。其行迥,其意相同,家国、责任、担当与青春。
   今日南山之青年,以青春之笔,书抗疫之诗,筑青春堡垒,引为学方向,做青春模范,皆学在南山。纵有千古,横有八荒,南山青年,前程无量。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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